如何认定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_单位犯罪的认定？

如何认定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区分： 1、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是否由单位的决策机构决定。

单位决策机构产生单位意志，指挥单位行为的实施，任何单位成员在单位业务活动中依据决策机构的决定实施的行为，应视为单位行为。

单位犯罪所具有的特定程序性，即符合单位决策程序，是它与自然人盗用单位名义或擅自以单位名义进行的犯罪相区别的重要特征。

因而，单位内部成员未经单位决策机构批准、同意或认可而实施的犯罪行为，一般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同时按照决策机构的决定实施的行为必须为了单位的利益。

单位犯罪中，犯罪后的违法所得通常归单位所有，即因犯罪行为所产生的非法收益，受益对象是本单位或者本单位的多数员工;而自然人犯罪中，犯罪后的违法所得多半为自然人个人所有。

如果不是为了单位利益，而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不应按照单位犯罪处理。

比如《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在单位行贿罪中，因行贿取得的违法犯罪所得归个人所有时，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关于行贿罪的相关规定定罪处罚。

2、是否是以单位的名义。

行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是认定单位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并非所有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犯罪都是单位犯罪。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所以，打着单位的幌子，利用单位名义，为个人谋取利益的不法行为，当然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

3、行为是否在单位成员的职务活动范围内，或者与单位的业务活动相关。

单位只对其在业务范围内或与业务相关的活动范围内的行为负责。

如果行为与单位业务没有任何关系，则不应让单位承担刑事责任。

当然，单位的行为不拘于在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之内，也可以超出登记的经营范围，只要是与单位的业务活动相关或者说与单位的人格相关，也可以视为是单位的行为。

但如果与单位的业务活动并无实质的关联，则一般不应视为单位行为。

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单位犯罪罪名列表

所谓单位犯罪，是指相对于自然人犯罪而言，由单位、公司等实施的犯罪行为。其处罚一般是双罚制，就是对单位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处罚，在单位犯罪中，一般就只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非主管人员和非直接责任人员则不会处罚，因此，单位犯罪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罪轻辩护方向和策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单位犯罪辩护更有利于被告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可知，单位犯罪的入罪标准高于自然人犯罪，单位是100万，而自然人则只要吸收存款20万就追究刑事责任，即便涉案金额均已达到入罪标准，在同等金额的情况下，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000万，如果是单位犯罪的主要负责人或其他需要负责任的员工，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也会轻过自然人犯罪。

比如在孙大午案中就是典型的单位犯罪，徐水县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孙大午决策，招收代办员，设立代办点，于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出具名为“借款凭证”或“借据”实为存单的制式凭证，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8.3161万元，涉及611人，被告单位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数额巨大，涉及范围广。被告人孙大午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作出决策，系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均应予以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用于企业经营，尚未造成吸储款项损失的后果，可以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孙大午认罪服法，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和对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负清退责任，有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依法可以适用缓刑。

另外还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6期公布的渭南市尤湖塔园公司被控非法吸存案中，非法向社会不特定群体吸收资金1．07亿余元，数额特别巨大，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50万元；被告人惠庆祥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陈创、冯振达作为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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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哪些人要承担刑事责任？

对此问题，《刑法》第31条规定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在单位犯罪中需要被判刑罚；

而对于非法集资犯罪更具有指导意义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单位犯罪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定义，其规定：所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

也就是说，并不是仅仅根据当事人在单位、公司中的“职称”就能确认其是否需要为单位犯罪负刑事责任，而是要根据其具体的工作内容，其在具体实施的犯罪行为中所起的作用。

关于此问题，比较权威的案例是《刑事审判参考》第251号案例之《北京匡达制药厂偷税案——如何认定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提到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从两个方面把握：第一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中实际行使管理职权的负责人员；第二是对单位具体犯罪行为负有主管责任。

如何从证据角度证明案件是单位犯罪？

在司法实务中，如果能将案件从单位犯罪角度辩护，则会最大限度的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减轻其处罚。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

那辩护律师如果空喊口号，照搬法律条文，是无法说服法官的，而专业的做法就是从案卷证据出发，或者申请调取、主动调取相关证据，从专业的证据角度，提出专业的意见，比如，要证明单位犯罪，要证明几点：犯罪行为是单位决策、违法所得是单位所有，以单位名义实施了犯罪。

如要证明是单位决策，就可以相关参与决策过程的所有员工的口供、证言、陈述进行对照，另外，决策过程，是否有相关的股东、高管会议记录和备忘作为证据等；

如果要证明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要看是否有单位名义进行推广的宣传资料，相关涉嫌犯罪的单位对外宣传资料，是否以单位名义进行推广？相关的犯罪活动，是否明确与单位的名义进行？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从他们的陈述和相关证人的证言中看出是以谁的名义实施的非法集资犯罪行为？

而如果要证明单位利益的话，首先相关主要负责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不可缺或缺的重要证据？他们关于犯罪的收入是如何分配利益是如何分配？另外相关的财务资料能够证明相关的钱款的流向和用途，如果相关的集资款用于单位的生产经营和单位的运营，则是证明单位犯罪的重要证据之一。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具体案件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和第三条，提供了反向的认定标准，即哪些行为不是单位犯罪，“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因此，从律师角度而言，相关单位的设立的目的和设立的过程是什么？相关单位的业务情况如何？其业务范围有哪些？比如有的公司主业是进行酒店经营，只是其在经营过程中对外进行预付款，或者是承包经营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单位犯罪，而非个人犯罪，因为其主营业务并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是酒店运营。

如果是为单位犯罪案件中，非直接负责的员工辩护，则一方面要考察该员工主观上没有认识到平台、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即便是该员工知晓公司平台涉嫌非法集资，其是否在获知后市的态度如何？是否拒绝上级主管安排的相关涉嫌犯罪的工作？甚至是否提出过离职的申请？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该员工有没有教唆，指使，帮助他人实施犯罪行为，有没有真正的参与，甚至实施非法集资的行为，其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工作职责，是否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其是否从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中获利？都是需要重点考察的关键点。

曾杰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金融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认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

单位犯罪，一般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或本单位全体成员谋取非法利益，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决定，由直接责任人员具体实施的犯罪。《刑法》第三十条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十一条 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一般而言，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只以个人犯罪论处的有以下4种情况:

1.无法人资格的独资、合伙企业犯罪的;

2.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上述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空白罪状，只要吸收公众存款而没有资质达到一定的数额即构成犯罪，自然人和单位构成本罪的主体。

　　实践中，不少环境污染犯罪是由单位实施的，此类行为往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解释》第六条明确规定，对于单位实施环境污染犯罪的，不单独规定定罪量刑标准，而是适用与个人犯罪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1.很多人误以为，只要爆雷，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是错误的。

根据法律规定和笔者的办案实践，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要有四个条件同时具备，即：

（非法性）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公开性）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利诱性）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社会性）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注意，这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以私募基金为例，私募基金是指以非公开方式面向合格投资者，不承诺保本付息的募集投资行为。如果某个私募，通过微信朋友圈、传单、口口相传等方式公开宣传，同时对投资者不做合格性筛选，并且通过回购协议、利息承诺、无限担保等方式承诺保本付息，不论其是否兑付，在定性上就可能被认定为一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类似的情况也比如P2P，P2P本身是通过互联网或者营业厅刑事公开宣传，提供的借款关系本身就有保本付息性质，面向的也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其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区别，就在于P2P本身并不是融资主体，按照制度设计，其本身应该只是一个借贷信息中介。但是如果其通过债券转让（超级债权人模式）或者为自己关联的项目融资，也就是自融，就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注意，这两种性质的认定，都是对募资行为的认定，是否出现兑付危机，是否爆雷，都不是定性本身的问题。只不过在实践中，平台只有爆雷导致兑付危机，造成大量投资人受到损失而导致案发，公安机关因此取得线索而立案，但是在检察院和法院对募资行为进行定性时，是否出现兑付危机，是否爆雷不是定性问题，只是酌定考虑的情节。

因此，并不是只要爆雷就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爆雷往往只是警方立案的一个线索，而真正影响定性的，是募资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只不过因为各地司法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会存在办案理念和认识的差异，这时，当事人本身和其辩护人，就应该对此问题有情形的认识，坚定地提出有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

所以，我们可以在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提出，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而在2019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则提出，对于涉案人员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退赃退赔、真诚认罪悔罪的，可以依法从轻处罚；其中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2.是否构成单位犯罪，有严格的认定标准：

很多人有个误区，认为只要是以公司名义实施的非法集资行为，当事人接受单位安排，为单位工作，就属于单位犯罪。其实这是一个误读。因为在1999年，最高院出了一个关于单位犯罪的司法解释，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因此，笔者曾经历过得很多非法集资案件中，很多当事人、甚至律师都会提出单位犯罪的观点，但是都忽略了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合法业务的问题。因此，认定单位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关键的问题，是看单位的设立，是为了合法的经营还是非法集资，单位成立以后，是不是以事实违反犯罪活动为主要业务，如果不是，单位还有其他合法的产品和业务，就可以作为单位犯罪辩护的有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