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属于刑事案件吗_诈骗是刑事案件吗？

看到这个问题，首先给你澄清一个问题，诈骗犯罪归类于刑事犯罪，所以其社会危害性大小，是由所犯罪的具体性质和危害范围、程度等因素决定。

然而，诈骗犯罪种类也是很多的，电信诈骗、集资诈骗、网络诈骗、贷款诈骗、工程诈骗等等。

如果诈骗受害人是具体的个人，那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一般不大。

但是如果属于涉众型诈骗，其侵害的是社会不特定人群的利益，那就会对社会产生普遍危害性，危害就会增大。

就一般刑事犯罪来说，比如刑法列出的八大恶性刑事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是很大的，往往侵害的是性命，或者是公众安全，或者给人的精神及家庭造成极大伤害，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这样的犯罪社会危害性是很大的。

就一般刑事犯罪，往往侵害的也是个体，这样的犯罪相对来说社会危害性较小。

刑事犯罪必定受到刑法处罚，遵守法律法规，守好规矩，是做人基本的做人原则，守好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做个有意于社会有用的人，不求有功，但绝对不能违法。

最近一直有人问我，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是什么？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纠纷的区别又是什么？律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准确的标准？

坦白说，法律并没有给出一个精准的区分标准。

我们知道，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之间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从辩方的角度，如何去证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里有人会说，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在控方，辩方不需要证明行为人无罪，只要检察院证明不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就是无罪的。

但又有几个案子，控方是完全举不出证据来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所以，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案件的指控与辩护，最终还是演变成了“看谁的举证、质证更有说服力”。如果辩方仅仅是以程序上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是否排除合理怀疑）来进行对抗，通常无法动摇控方的证据体系。

总结一句话：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之间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法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作为认定标准。实务中，我们往往是通过全案的事实与证据，综合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来“对抗”控方作出的不利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无效、可撤销的民事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定

合同诈骗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无效合同中的欺诈行为：《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自始、当然无效。

可撤销合同中的欺诈行为：《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由此可见，仅依据上述法条规定，我们还是无法说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欺诈行为，属于《合同法》规制的合同欺诈行为；什么样的欺诈行为，属于《刑法》规制的合同诈骗行为。

二、刑法理论上如何区分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

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之间属于包容关系，合同诈骗罪完全可以认为是特殊形式的民事欺诈，因此关键问题并非是对两种行为进行区分，而是要找出合同欺诈在满足何种条件时，成立合同诈骗罪。

根据王作富教授的观点，合同诈骗行为与合同欺诈行为之间之间的相同点在于：

第一，行为人主观方面都具有欺骗对方，使对方的认识陷于错误，从而违背其真实意思与之签订履行合同的故意；双方都有从对方获取不当利益的意图。从这一点看，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完全包容了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观方面，但显然前者的内涵又要比后者的内涵丰富。第二，行为人客观上都具有欺骗对方的行为。其行为方式也无多大区别，都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是利用对方错误等作为或不作为。

合同诈骗行为与合同欺诈之间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

在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合同形式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行为人意图通过对方的履行获取对方的财物，而自己根本不履行自己在合同中的义务，即行为人意图无偿占有他人财物。当然，在实践中，行为人有时也具有一些所谓履约行为，但往往只是象征性的，是用掩人耳目或迷惑对方的手段。这种表面履约行为并不能改变行为人整个行为的诈骗性和不履约行为的性质。在合同欺诈行为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虽然也是为了谋取不当或不法利益，但这种利益的取得，行为人是意图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也就是说，为获取对方的利益，行为人意图履行自己的义务，只不过这种履行是有一定瑕疵的履行，但从总体上看，行为人还是支付了一定对价。

三、实务中，辩方如何证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从而不构成诈骗罪、合同诈骗罪？

司法实务中，如果仅依据行为人的口供来认定其主观方面的内容，可能会导致认定结论的“失真”。控方在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时，也会避免仅有言词证据，故而会从客观实物证据的角度，来证明（或者与口供相互印证）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内容。

辩方在辩护时，仅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无罪辩解进行“对抗”也是不足够的，通常需要在客观上找到证明当事人无罪、罪轻的实物证据。

（一）通过行为人实施的客观行为，来排除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1.行为人是否存在履行行为？

以借款合同为例，行为人在借款后，是否具有还款行为，能够体现其主观上还款意愿，同时若已经还款的数额占借款总额比例较大，或行为人借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履行还款义务等相关事实，能够排除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2.是否有担保行为？

如果行为人在借款时，提供了相应的担保，尤其是物保，比如动产、不动产抵押（汽车抵押、房产抵押等）。即使认定行为人存在欺诈的事实，甚至后续未还款，但因为存在抵押权等担保，相对人可以通过实现上述担保物权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难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3.是否积极创造履行能力？

什么叫创造履行能力？举个例子：甲公司在借款时是有履行能力的，借款后因经营不善导致履行困难，该公司通过变卖设备的方式，将所得资金用以购买新产品并投入生产运营。

此时就不能将变卖设备的行为，认定为企图隐匿财产或逃匿，而是为了盘活企业以实现履行能力，应认定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4.是否存在隐匿财产、挥霍财产、逃匿等行为？

刑法第224条将“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后逃匿”规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之一。可见，刑法倾向于根据行为人取得财物后的“逃匿”行为，去认定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但是，不能将日常生活中的“躲债行为”等同于“逃匿”。司法实务中，绝大部分不能按时还款的当事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不接电话”、“避而不见”甚至是更换手机号码等情况，如果不是伴随有隐匿财产、挥霍财产等行为，都难以将一些单纯的躲债行为，认定为刑法224条规定的“逃匿”。

（二）是否存在对行为人有利的案件事实

1.行为人取得款项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或履行合同的能力

行为人虽然基于欺骗手段取得对方的财物，但客观证据反映，行为人在借款时，其本人或公司是具有还款能力的，在案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借款时根本不具有还款意愿，或借款后存在逃匿等行为，则借款时有还款能力的相关事实可作为无罪辩护要点之一。

不能因企业存在借款行为，当然的认定其不具有还款能力；更加不能因为企业资不抵债，当然的认定借款行为构成诈骗犯罪。

其次，即使公司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对外借款也未必构成诈骗，若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按照借款用途，将资金投入企业运营，且不存在其他违法事由，则不能仅依据其资不抵债的事实，即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行为人未还款、未履行的原因

行为人借款后未按时还款，应结合其未还款的原因，作为认定主观方面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如公司遇有经营困难等客观原因（甚至是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未能按时还款的，不能仅依据行为人实施了欺骗手段取得借款，即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四、以“一房多卖”为例，来看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纠纷的区别

案例一：甲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出卖给乙，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过户手续，后甲又将该房产出卖给丙，收取丙购房款800万元后逃逸。

案例二：甲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卖给乙，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后甲又将该房产出卖给不知情的丙，并和丙之间办理了过户手续。

在案例一中，甲已经将房屋出卖给乙并办理了过户手续，房屋的物权已经归乙所有，甲不可能再将该套房屋过户到丙的名下，此时仍和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收取购房款，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同时存在逃逸情节，甲成立合同诈骗罪。

在案例二中，甲虽然与乙签订了合同但并没有办理过户，该房屋的物权仍归于甲所有，甲再与丙签订合同时“有能力”将该套房屋过户到丙的名下，并且最终也为丙办理了过户手续，在现有条件下，丙合法取得房屋，甲对乙构成违约，属于合同纠纷。

诈骗行为只要涉案数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就是刑事案件。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按治安案件处理。诈骗是一种违法行为，就追究其法律责任来说，不是民事案件。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应当立案。诈骗罪是数额犯，行为人采用诈骗的方式骗取公私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才构成诈骗罪，予以立案追究。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犯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扩展资料诈骗案例《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065号“王先杰诈骗案”中，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先杰事前已身负巨额债务，名下房产均被查封，其并无注册成立新公司的资本，更无设立投资公司后所需的运营条件。王先杰与被害人约好垫资代为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后，便将开办新公司以及将有资金转入其新开立的个人账户的消息披露给债权人及相关银行，使人民法院在被害人刚将垫资款打入约定账户后不久便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对此款项予以冻结。综合上述事实，王先杰可以预见也应当预见到，在身负众多债务、涉及多起民事诉讼、名下房产均被人民法院查封的情况下，其将新开户银行卡的申请单等资料向债权人披露，甚至主动复印后提供给债权人，并告知卡上资金进入的时间，会导致该笔垫资款经债权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冻结。上述客观行为足以反映出王先杰要求被害人垫资的真实目的并非注册成立新的公司，也根本没有打算归还被害人的垫资款，而是意图通过人民法院的公权力，冻结上述款项，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先从法理层面讲一下诈骗罪：

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务的主观目的而实施欺诈行为（包括一、虚构事实二、隐瞒正想），该欺诈行为使得受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受害人基于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从而遭受损失。

判断究竟属于经济纠纷还是属于刑事诈骗就是要结合案件细节来判断对方是否符合上述要件。比如：对方投资名义来取得资金，但实际却将资金挥霍一空。那么可以认定行为人没有打算归还资金，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具体的判断必须与案件细节相结合，理解了法理层面后，依照一般人朴素价值观就可以做出大致上的判断了。

诈骗行为只要涉案数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就是刑事案件。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按治安案件处理。诈骗是一种违法行为，就追究其法律责任来说，不是民事案件。

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应当立案。诈骗罪是数额犯，行为人采用诈骗的方式骗取公私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才构成诈骗罪，予以立案追究。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犯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你好。

按照你的描述，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批准逮捕了，那么被判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理由其实很简单，有如下四点：

1、《刑事诉讼法》第81条规定：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2、既然已经批准逮捕说明了三件事：其一，已经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其二，还说明，犯罪嫌疑人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其三，如果取保候审的话，会有社会有危害性。

3、否则，如果没有任何证据或者说证据特别的不充分，那么，一般情况下检察院是不会批准逮捕的。

因为现在是逮捕和起诉两件事都归到一个部门来处理，批准逮捕和移送起诉是同一个检察官办理。

如果检察官认为证据上存在瑕疵，今后有可能没办法移交到法院审理，那么他很有可能不会批准逮捕。

如果检察官批准逮捕了，那就说明，他认为这个案件在证据上，即便有问题也不是关键性的问题，不至于影响到后期的法院审理。

4、当然，根据辩证法原理，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不可能是绝对的。

就拿案件的结果来讲，也并不是说，只要检察院批准逮捕了，法院就一定会判刑。

如果真是那样，现实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了，既然有冤假错案的存在，有诸多改判为无罪的案例存在，那就说明，即便批准逮捕了或者已经判刑了，也有改判为无罪的可能。

何况，检察院批准逮捕所依据的证据，还不是最终导致定罪量刑的全部证据，批准逮捕之后，侦查机关仍然要继续调查取证，只有把证据全部收集完毕，才能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后再移交给法院审理。

开庭审理时，还要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才能决定证据能否被采纳，嫌疑人能否被定罪量刑。

从程序上讲，检察院批捕依据的证据，还要经过法院审理、控辩双方质证之后才能被采纳。

希望上述解答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网络诈骗，超过3000元以上，涉嫌诈骗罪，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属于刑事案件。

1、诈骗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否构成刑事案件，即犯罪，是看诈骗的金额有没有达到量刑标准。比如诈骗一块钱，则情节轻微、危害性小，可能不认为是犯罪。2、还有诈骗不是钱财为目的，比如欺骗感情，欺骗感情，这个一般不认为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