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概念_什么是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内容是：（1）绝对禁止适用类推，但是不禁止扩大解释，把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2）绝对禁止适用习惯法，把成文法作为刑法的唯一渊源。对于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允许通过适用习惯法定罪。（3）绝对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从旧原则作为解决刑法溯及力问题的唯一原则。对于行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为依据，行为后颁行的新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4）绝对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罚的名称、种类和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并且刑期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既不允许存在绝对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许规定相对的不定期刑。扩展资料：中青报：以罪刑法定原则 消除金融创新的束缚12月17日，《检察日报》发表文章称，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金融领域案件时，既要依法持续加大对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也要坚持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慎重对待金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正确区分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在惩治犯罪的同时依法保护创新发展。所谓罪刑法定原则，基本含义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在于让公民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各级检察机关严格坚持这一原则，有助于防止司法权在金融领域遭到滥用，也有助于厘清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边界，让金融工作者做到“心中有数”，在打击金融犯罪的同时，消除对金融创新的束缚。刑法在法律惩罚中处于最严厉的顶层，轻则使得受罚人失去人身自由，重则可能永远剥夺生命。古今中外都对刑罚持审慎态度。我国著名法学家陈兴良甚至将其比喻成“不得已的恶”。他曾经说过：“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之所以要在金融领域专门对各级检察院强调罪刑法定原则，是因为当前金融创新活动频繁、领域广泛，专业性很强。这一领域的法律政策规定较为复杂，同时又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引发了广泛争议。而司法机关也常常进退失据，错抓不该抓的人或错放不该放的人的情况都时有发生。这两年来，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司法审判中，对于相同的情况，有的定了罪，有的没定罪；有的被认为是经济纠纷、民事纠纷，有的却被视为刑事犯罪。这种现象无疑影响了司法公正，也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对国家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理应得到改变。当然，保护金融创新，决不等于放任金融犯罪。要兼顾两者，在惩治犯罪的同时依法保护创新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与此同时，也要禁止刑法溯及既往。对于行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为依据，行为后颁行的新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此外，也要杜绝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罚的名称、种类和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法律的边界如果太过模糊，只会让公民无所适从，而在金融领域，必然会遏制创新与发展。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红线”，这是公民与司法机关都必须共同恪守的法律契约。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司法公正与经济发展的共赢。参考资料来源：

人民网-中青报：以罪刑法定原则 消除金融创新的束缚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 ，是现代刑法的精髓。简单地说就是两个方面:什么行为是犯罪；犯罪之后怎么处罚。

罪法定就是，什么行为是犯罪必须由法律，而且是刑法规定，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认定、规定。

罚法定，就是罪犯犯罪之后，该判处什么刑罚，是有期徒刑啊还是无期徒刑，是一年还五年等，都必须由刑法规定。

这在本质上是对公民有利的，因为可以让公民自由的从事生产、生活，提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以及违法的成本和代价，趋利避害、权衡利弊。

当然，这也存在一定不足，因为法律指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有一些新的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在制定刑法之时尚未发生，就没有规定为是犯罪行为，但该行为本事是具有危害性的，因此需要刑法修正案，对新问题进行规定。

总体而言，罪刑法定，利远远大于弊，是刑法必须坚持和贯彻的。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是不同层次上的概念。

罪刑法定原则属于基本原则范畴,反映的是基于一定社会价值观所产生的要求,是对刑法实质意义和功能的定位,是构建刑法的基础。

刑法司法解释属于应用规则范畴,是对刑法运作过程中具体适用问题的阐明,是对刑法构建的解说,它影响着实践操作和应用结果。罪刑法定和刑法司法解释以刑法条文为形式联结点,因此,二者是否发生关系,有无必要研究二者的关系与刑法典的规定有密切联系。当某一部刑法典明文规定或者实际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时,就产生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性和刑法司法解释的独立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果刑法典没有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对刑法司法解释就不存在制约关系,研究工作即会因缺乏实践基础而无价值。所以,二者的关系的实质是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司法解释规则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简单说来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罪要法定，刑也要法定”。由此派生出以下几个原则：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的要求和体现。刑法的机能，站在国家的角度要打击犯罪，保护公众；站在公众的角度要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罪刑法定主义，一方面，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必须要依照法律定罪处罚，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障。所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机能的有机结合，它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保障人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法典化，表明我国刑法由偏重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标志着我国刑事与法的一个重大发展。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只将罪刑法定原则规定在刑法中。97年刑法修订以前，我国宪法规定法和刑法对于罪刑法定原则都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立法精神，我国刑法是倾向于罪刑法定主义的。97年刑法在第三条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规定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活动的又能一重大成果。我国刑法典自始自终体现着这一原则，下面从总则与分则两个方面分别予以阐述。（一）从总则方面看。刑法规定了犯罪的概念。97年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以及其它危害社会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犯罪的法定概念，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为什么这些行为是犯罪的问题，它是划分罪与非罪的总的标准。这一定义强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违反刑法的行为，使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使犯罪概念具有以下积极意义；首先在立法者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有选择地赋予刑事违法性的属性，使社会危害性在刑法规范中得到明确具体的反映，这就是为追究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危害性起到了指示作用。其次，通过刑事违法性反映社会危害性，应以刑法的规定为准绳。司法人员只能依法定罪量刑，不能依司法工作人员的好恶而任意出入人罪，这就为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起到了保障作用。最后，立法者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确认为触犯刑律的行为，使之在刑法中得到不定的法律评价，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张应受刑罚的行为的清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行为模式，对人们的行为起着指引作用。刑法还有对犯罪主体的规定。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不仅规定了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还对精神病人以及醉酒的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作了规定。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除了对自然人主体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外，97刑法还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刑法第30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样刑法就为处罚单位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解决了因对单位定罪无法可依而不得不不了了之的问题，寸步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刑法对刑罚种类也做了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其中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我国刑法不仅规定了刑罚种类，而且同时对适用某一种的条件作了限制，例如死刑，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刑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不仅如此，刑法对量刑原则也作了明确规定。刑法第61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在量刑方法上不仅对量刑的总的原则作了规定，还对量刑的具体原则作了规定，（例如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原则，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原则，犯罪预备、未遂与中止的量刑原则，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的量刑原则，累犯、自首的量刑原则，等等）。此外，我国刑法总则对故意犯罪、过失犯罪、刑罚以及具体的刑罚刑罚制度都作了明确规定，不仅如此，新刑法还废除了类推制度。这些都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体现，此处不再作赘述。（二）从分则方面看，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光靠犯罪概念是不够的，要具体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离不开犯罪构成。总则中规定了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而另外三个要件-------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则须要从分则中才能找出。比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这一规定，构成本罪，主观上必须具有犯罪故意，客观上必须实话了杀人的行为，并且可以推出该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再联系到刑法总则第17条的有关规定可以确定：犯罪主体是年满十四周岁的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根据上述要件，就可以正确地认定故意杀人罪了。不仅如此，上述故意杀人罪的罪状还规定了该罪的法定刑。对具体犯罪的法定刑规定的形式，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存在着三种情况：第一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第二是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第三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我国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立法例，即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一定的刑种、幅度，并确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这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它体现了相对罪刑法定的精神。由上而论述可以看出，从什么是犯罪到对犯罪人定罪量刑，我国刑法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再加上我国废除了类推制度，可以说基本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将有利于我国刑法立法司法和行刑活动，有利于我国奉行依法治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打击犯罪的政策思想，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向成熟与完善的新阶段。

刑法 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罪刑法定原则主要体现在：

1：在刑事立法方面，刑法总则规定了犯罪的一般定义、共同构成要件、刑罚的种类。刑罚运用的具体制度等；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定刑，为正确定罪量刑提供了明确、完备的法律标准。

2：在刑事司法上，飞出了刑事司法类推制度，要求司法机关严格遵守解释和适用刑法，依法定罪处刑。

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法是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第五条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第六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根据法理学的理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1、三权分立理论；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相互制约，防止法院任意定罪。

2、心理强制说，基本含义是罚与违法的精神动向相联系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中介，这就是公民对痛苦与犯罪不可分的确信。而建立痛苦与犯罪不可分的确信的唯一途径就是用法律进行威吓。这样试图犯罪的人不管它具有何种犯罪动向，都面临着刑罚的威吓，就会因该种威吓而不敢实施任何犯罪，从而达到国家预防犯罪发生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