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罪刑法定原则_什么是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基本要求 　（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 ，是现代刑法的精髓。简单地说就是两个方面:什么行为是犯罪；犯罪之后怎么处罚。

罪法定就是，什么行为是犯罪必须由法律，而且是刑法规定，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认定、规定。

罚法定，就是罪犯犯罪之后，该判处什么刑罚，是有期徒刑啊还是无期徒刑，是一年还五年等，都必须由刑法规定。

这在本质上是对公民有利的，因为可以让公民自由的从事生产、生活，提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以及违法的成本和代价，趋利避害、权衡利弊。

当然，这也存在一定不足，因为法律指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有一些新的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在制定刑法之时尚未发生，就没有规定为是犯罪行为，但该行为本事是具有危害性的，因此需要刑法修正案，对新问题进行规定。

总体而言，罪刑法定，利远远大于弊，是刑法必须坚持和贯彻的。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一般认为是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大宪章第39条确定了“适当的法定程序”的法的基本思想。该条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到了17、18世纪，欧洲大陆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并以三权分立说和心理强制说作为其理论基础，使罪刑法定的思想更为系统，内容更加丰富。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转变为法律，在宪法和刑法中得到确认。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这一内容的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以刑事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由于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至今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刑法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项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上体现为《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它是刑法的首要原则，有助于人们了解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犯罪之后将受到怎样的处罚。这一原则既司法人员依法裁判，又有助于预防犯罪

罪刑法定原则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理（刑法第三条）。其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来判断。

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进一步理解哪项是错的？

错的有:

①罪刑法定只约束立法者，不约束司法者

②罪刑法定只约束法官，不约束侦查人员

③罪刑法定只禁止类推适用刑法，不禁止适用习惯法。

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内容是：（1）绝对禁止适用类推，但是不禁止扩大解释，把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2）绝对禁止适用习惯法，把成文法作为刑法的唯一渊源。对于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允许通过适用习惯法定罪。（3）绝对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从旧原则作为解决刑法溯及力问题的唯一原则。对于行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为依据，行为后颁行的新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4）绝对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罚的名称、种类和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并且刑期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既不允许存在绝对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许规定相对的不定期刑。扩展资料：中青报：以罪刑法定原则 消除金融创新的束缚12月17日，《检察日报》发表文章称，各级检察机关在办理金融领域案件时，既要依法持续加大对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也要坚持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慎重对待金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正确区分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在惩治犯罪的同时依法保护创新发展。所谓罪刑法定原则，基本含义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在于让公民清楚地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各级检察机关严格坚持这一原则，有助于防止司法权在金融领域遭到滥用，也有助于厘清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边界，让金融工作者做到“心中有数”，在打击金融犯罪的同时，消除对金融创新的束缚。刑法在法律惩罚中处于最严厉的顶层，轻则使得受罚人失去人身自由，重则可能永远剥夺生命。古今中外都对刑罚持审慎态度。我国著名法学家陈兴良甚至将其比喻成“不得已的恶”。他曾经说过：“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之所以要在金融领域专门对各级检察院强调罪刑法定原则，是因为当前金融创新活动频繁、领域广泛，专业性很强。这一领域的法律政策规定较为复杂，同时又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引发了广泛争议。而司法机关也常常进退失据，错抓不该抓的人或错放不该放的人的情况都时有发生。这两年来，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司法审判中，对于相同的情况，有的定了罪，有的没定罪；有的被认为是经济纠纷、民事纠纷，有的却被视为刑事犯罪。这种现象无疑影响了司法公正，也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对国家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理应得到改变。当然，保护金融创新，决不等于放任金融犯罪。要兼顾两者，在惩治犯罪的同时依法保护创新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与此同时，也要禁止刑法溯及既往。对于行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为依据，行为后颁行的新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此外，也要杜绝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罚的名称、种类和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法律的边界如果太过模糊，只会让公民无所适从，而在金融领域，必然会遏制创新与发展。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红线”，这是公民与司法机关都必须共同恪守的法律契约。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司法公正与经济发展的共赢。参考资料来源：

人民网-中青报：以罪刑法定原则 消除金融创新的束缚